东汉学者型作家赵晔（字长君，生卒年不详，活动于公元1世纪晚期）所著的《吴越春秋》是一部兼写吴、越两国的史书，吴自太伯至夫差，越自无余至勾践，而尤详于尾部的勾践与夫差之间的反复较量。这一时段人物风流，故事复杂，曲折多姿，引人入胜，名人如“卧薪尝胆”的越王勾践、由楚入吴的政治家军事家伍子胥、越国足智多谋进退自如的“圣臣”范蠡等等，都是名闻遐迩的大牌明星。
《四库全书总目》指出《吴越春秋》一书乃是“汉、晋间稗官杂记之体”，“近小说家言”；鲁迅也说其内容“虽本实事，并含异闻”（《中国小说史略》第二篇《神话与传说》），意思都是说此书中多有《左传》、《史记》等正规史书中未尝提到的内容，而新加入的部分大抵生动有趣，无非是“演义”即后起的传说故事——所以这部书或被列入“杂史”，或干脆视为小说。
比较一下原有的“史”与后加的“演义”，其间的联系和进展非常醒目。即如伍子胥在父亲伍奢被无道之君楚平王杀害后，匆匆逃出国门，后又奔往吴国，其间过江的一段《史记·伍子胥列传》记载如下:
……至江，江上有一渔父乘船，知伍胥之急，乃渡伍胥。伍胥既渡，解其剑曰：“此剑直百金，以与父。”父曰：“楚国之法，得伍胥者赐粟五万石，爵执圭，岂徒百金剑邪！”不受。
而到了《吴越春秋》里就加油添醋，加进了丰富的细节，显得生动多了：
……至江中，江中有渔父乘船从下方泝水而上，子胥呼之，谓曰：“渔父渡我！”如是者再。渔父欲渡之，适会旁有人窥之，因而歌曰：“日月昭昭乎侵已驰，与子期乎芦之漪。”子胥即之芦之漪。渔父又歌曰：“日已夕矣予心忧悲，月已驰矣何不渡为？事寝急兮当奈何！”子胥入船，渔父知其意，乃渡之千寻之津。子胥既渡，渔父乃见之有其饥色，乃谓曰：“子俟我此树下，为子取饷。”渔父去后，子胥疑之，乃潜身于深苇之中。有顷，父来，持麦饭鲍鱼羹盎浆，求之树下，不见。因歌而呼之曰：“芦中人，芦中人，汝非穷士乎？”如是至再，子胥乃出而应……二人饮食毕，子胥乃解百金之剑以与渔者……渔父曰：“吾闻楚之法令，得伍胥者赐粟五万石，爵执圭，岂图取百金之剑乎？”遂辞不受，谓子胥曰：“子急去勿留，且为楚所得。”子胥曰：“请丈人姓字。”渔父曰：“‘今日凶凶，两贼相逢’，吾所谓渡楚贼也。‘两贼相得，得形于默’，何用姓字为！子为芦中人，吾为渔丈人，富贵莫相忘也。”子胥曰：“诺。”子胥行数步，诫渔父曰：“掩子之盎浆，无令其露！”渔父曰：“诺。”子胥行数步，顾视渔者，已覆船自沉于江水之中矣。子胥默然，遂行。
很明显的，前者是只记梗概的史笔，后者则取细加描写的小说笔法，其中多有传奇的色彩，应出于作家的创作。
可以说，《吴越春秋》乃是后来很晚才出现的《三国志演义》等讲史小说的先驱，其特色在于虚虚实实，潇洒自如，以史实为框架，用虚构讲故事。讲史小说中的虚构如果水平很高，一般读者就会把其中的异闻故事看成是历史的真实。许多读者相信汉末三国时代的情形就是如《三国志演义》所写的那样，而伍子胥逃亡途中得到侠义之士渔父的全力帮助，人们也乐于确信其事，凡此种种都是小说家的伟大胜利。
《吴越春秋》被接受的范围，一向就是在杂史与小说之间，后来颇有历史剧（从明朝人梁辰鱼的《浣纱记》到近贤曹禺的《胆剑篇》）取材于此，更加重了这种印象，而此外似乎就没有多少问题可谈了。可是同一部书总是能有不同的读法，可以采用不同的视角，董铁柱先生新近推出的《“谎”：〈吴越春秋〉里的忠与谋》（中华书局2024年4月版）就对此书提出了全新的解读，该书开宗明义劈头提出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论点道：
吴越两国的争霸看似越王勾践和吴王夫差之间的较量，实质是勾践和伍子胥这两位“说谎”高手之间的比拼。勾践试图“欺骗”夫差，获得后者的信任；而伍子胥则看破了勾践的伪装，努力让夫差了解勾践的真面目，却以失败告终。可以说勾践最终的成功离不开“说谎”、隐瞒和掩饰；而吴国的失败则在于说真话的伍子胥无法获得夫差的信任。“说谎”成为了吴越之间博弈的一个决定性因素。（第2-3页）
这样一来“说谎”就成了解读《吴越春秋》的一条主线，话题的探讨也就以“说谎”为中心来展开，吴越相争中的重要人物以至于若干次要人物也都因此而获得了全新的诠释。本书之所谓“说谎”实指谋略，也可以说就是“忽悠”，而自有其特定的文化政治内涵。作者详细阐述了“谎言”的内涵，对其类型、性质和表现提出了若干细致入微的分析，相当好看。有新意的书才能激活思想，读出兴味来，仅仅是学术综述，念念不忘老生之常谈，实不足以著书立说。
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应当实话实说，做事也要实实在在，不能虚头巴脑的；但在古代的政治、军事斗争中必须讲究谋略，如果一味木头木脑，那就是愚蠢，一定失败。战争乃是“诡道”，兵不厌诈，怎么打有利就怎么来，不能讲什么清规戒律，如果始终讲究摆出堂堂之阵，并且等待对方也摆好阵势以后才来动手，那就是不可救药的蠢货，命中注定吃败仗。政治斗争也自有其谋略，上当受骗的失败者乃是水平不够的可怜虫。
董书以“说谎”为中心来解读《吴越春秋》，提出了许多精彩的分析，并且能够深入到各个角落里去，即如对于伍子胥在渔父的帮助下得以渡江一段，董先生也提出了相当详尽的分析，其结论之一是：“渔父在说出了真话，告知伍子胥自己知道他的身份后，反而引起了对方的疑虑。赵晔以此暗示读者，即使真心想帮助一个人，说真话也不一定能取得对方的信任。”（第140页）这真是伤心而且见道之言。董书最精彩的地方在于，这里不仅对《吴越春秋》做了许多新鲜的分析，而且就此提出了一个重大的理论见解，这就是“故事即思想”：
先秦以来的思想家们在讲故事的时候都不只是为了讲故事，他们讲故事都是为了传达自己的哲学思想。赵晔当然也不例外。不同的无非是在孟子、庄子、韩非子的眼里，故事更多地处于配角的地位……而在赵晔笔下，故事本身已经成为了主角。（第342页）
既然如此，那么研究《吴越春秋》之类的古小说就增加了一个思想史的维度，而从事中国哲学也必须取材于小说等文学作品才好。
过去文学界中人常说“形象大于思想”，现在思想界中人又强调“故事即思想”——从大山两边挖隧道，总可以有全程打通的时候。即使是并不动手干活的围观者，也一定乐观其成，因为从此以后可以不再老死不相往来或者必须很吃力地翻山越岭来相会了。